陈鼓应《庄子今注今译》序言钞

【痛苦之于人】 叔华本说：“一定的忧愁、痛苦或烦恼，对每个人都是时时必需的。一艘船如果没有压舱物，便不会稳定，不能朝着目的地一直前进。”

尼采说：“一切作品中，我只爱作者用他的心血写成的书（write  with blood)，你能体会到，心血就是精神。”我们无论读尼采或读庄子的著作，都有这种深切的体会。庄子《消遥游》最后一句话：“安所困苦哉！”从这弦外之音里，我们可以体会到他的所谓“消遥”，实际上却有一种愤激之情在他生命的底层中波涛汹涌地激荡着。

之后我被“安全”单位设定为殷海光老师过世后的首要目标，因而不被容许在台湾所有大学上课或演讲。这时只好记取着《庄子》的告示：“不当时命而大穷乎天下这么大的天下都你无容足之锥地时，则深根宁极把根扎得深深的，使极其宁静而待。”

【历史意识】尼采在《历史对人生的利弊》中说：“看看那些吃着草走过的牧群，它们并不知道昨天和今天的意义”“它们没有记忆，只是非历史地活着”。人类有记忆，有着长远悲欢离合的历史，一个民族如果沉溺在过度沉重的历史意识的负担中，则易消弱了他的创造力；但是如果过度缺乏历史眼光，那他的思想视野就会像阿尔卑斯山下的居民那样的狭窄。

【战争与冲突的根源】“9·11”事件之后，整个世界更加动荡不安，就像司马迁所说“天下共苦，战斗不休”，也像泰戈尔《演讲集》中对西方思维方式的描述：“西方人习惯于按照人们所归属的半球不同，而将人类世界断然划分为好的和坏的。这种傲慢的分裂精神严重地伤害了我们，给我们自己的文化世界造成巨大危害。”事实上，战争与冲突的根源多在于东西文化上的差异。为此，我更愿意站在地球村的视角思考问题。中国哲学儒、墨、道、法各家，传承数千年而蕴涵着中国文化的内涵，各有其普世的价值。这种普世价值，是指在人文精神的照耀下，老、孔、墨、庄的思想都散发出普世的情怀，即老的贵柔及其宽容心态、孔子的恕道及其家庭伦理、墨子兼爱与非攻思想、庄子的艺术从生和齐物精神。

“九一一”事件之后，美国倒果为因地发动了一场新的十字军东征。其后果已经波及全球性的经济衰退、生态破坏等多重危机。我们再上溯到上一世纪的历史，两次世界大战都发生在西方。这情景让我们意识到，除了政治军事等因素之外，西方世界是不是在更深层的文化根源上出了问题。

其实，早在十八世纪后半期，尼采就已经敏锐地看出了西方文化的危机。他所提出的“价值重估”的学说，已经蕴含着对于西方中心主义的检讨。他指出，怨恨、复仇是基督教道德观形成的心理根源；而我们在现代霸权的军事行动背后，也不难看出其中所蕴含着的怨恨与复仇心理。

尼采之后，罗素也站在不同的角度来反省西方文化的危机问题。罗素认为美国的文化基本上和欧洲是同源的，而欧美文化的形成有三个主要的因素：第一是希腊哲学，第二是犹太教的宗教观和伦理思想，第三是科学思想和工业主义。其中，罗素对西方宗教和伦理观的狂热性有尖锐的批评。罗素和尼采是如此的不同，但却共同地抨击宗教中的原罪观念。罗素在《变动世界的新希望》中指出人类有三大冲突：人跟自然的冲突、人跟人的冲突、人跟内心的冲突。罗素在西方文化中透视了人类在不停的冲突中制造矛盾，因而兴起了对于和谐的向往。金岳霖先生也指出，西方文化中的人类中心主义，对于自然采取一种征服、榨取的态度，他预测，这冲突势必引发自然界“洪水滔天、排山倒海”的反扑。金先生还指出，西方文化中，理想的人格型态是英雄主义。而我们从总是要压倒别人的英雄主义的行径中，也不难看到现代霸权动辄采取军事行动的身影。

今天，在全球化的趋势下，如何用对话来代替对抗，来消弭地区间的冲突，是我们应该关注的重要课题。

在中西文化中，最能够在异质文化间进行对话的，莫过于庄子。无论是苏格拉底的对话，还是《论》、《孟》中的对话，都比较属于同质性的对话；而唯有在《庄子》书中，可以看到它不停地运用异质性的对话来表达人间哲理。

在中国异质文化交流的历史上，庄子的思想曾经起过良好的作用。佛学思想进入中土，道家有接引之功，庄、禅的会合更在隋唐产生了辉煌的文化成果；北宋儒学明确排斥佛、老，却暗中援引庄子，在理论的建构和精神境界的提升上，都产生了巨大的作用。今天，我们遇到了比佛、儒更具有强烈异质色彩的西方文化，因此，中西对话的工作，需要儒释道来共同承担。而在共同承担之中，庄子思想最具关键性，因为他那开阔的心胸和审美的心境相互鉴赏才是人应有的态度。费孝通说：“各美其美,美人之美,美美与共,天下大同。”是我们的这个世界所最欠缺的，他所具有的宇宙视野最能和全球化视域相对应，而他所倡导的自由精神和齐物思想则最具现代性的意义。